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还潜伏着大量特务等各种反革命分子，为了巩固和发展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央于1950年10月10日发出《关于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公安机关投入大量精力，在全国重点抓捕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在1951年春夏之际，反革命运动迎来了高潮。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海市公安局抓捕了原南京宪兵司令部的一个叫任宗炳的特务，经过审讯后，任宗炳交待了一起谋杀事件。

　　在1948年12月27日，南京宪兵司令部特务队长潘立新召集任宗炳等人，在当晚九点，决定杀害三名被捕人士。

　　他们用沾有药水的毛巾捂住被害人的嘴，经过10分钟后，被害人停止了挣扎，然后特务们于当晚12点将三名被害人抬到卡车上，随后汽车趁着无人的夜晚将昏死过去的被害人载到雨花台宝林寺后山坡停下。

　　特务们早就在这里挖好了坑，并且准备了三口薄皮棺材，卡车到达后，特务们把三名被害人分别抬入棺材内，盖上棺盖再钉下钉子，埋土后再乘车离开。

　　对于杀害的是谁，任宗炳表示不清楚，根据他的描述，公安局的同志当即就意识到三人可能为始终没找到尸体的卢志英、陈子涛、骆何民三位烈士。

　　卢志英是传奇特工，一直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是为党组织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1951年6月11日，上海市公安局派专人陪同卢志英烈士的夫人张育民及儿子卢大容来南京雨花台卢志英等三人被埋处，进行挖掘。

　　在任宗炳确认具体埋尸地点后，公安人员挖出并排的三口棺材，打开棺盖后，发现三位烈士的遗体都已腐烂，只剩下骨架，比较奇怪的是，三位烈士的骨架都是散乱的。

　　经专家分析，一定是三位烈士在棺材内进行了活动，结合任宗炳的供词，基本能确定，特务们只是捂昏了他们，并没有捂死，后来三位烈士在棺材内均已苏醒过来，在棺材内挣扎不出，窒息而死。

　　想到这里，张育民悲痛万分，然而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她去做，那就是辨别出哪一位是丈夫卢志英的。

　　通过仔细的观察，张育民从遗骨的牙齿认出了卢志英的遗骸，另外两位烈士的遗骸，也很快被认定为陈子涛烈士和骆何民烈士。

　　陈子涛、骆何民都是上海《文萃》周刊的编辑，《文萃》杂志是当时在白区内的重要刊物，敌人为了破坏《文萃》杂志，发动了大量特务，终于将陈子涛和骆何民抓捕。

　　虽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但始终没取得成功，在二人牺牲后，一直没能找到他们的遗骨，在1950年冬天，上海文化界人士为陈子涛、骆何民两位烈士于虹桥公墓建立了衣冠冢。

　　在找到三位烈士的遗骸后，有关部门随即将遗骸送到南京中山南路的中国殡仪馆内，重新入殓，南京市各界代表召开隆重追悼会后，将三位烈士灵柩移葬到雨花台烈士陵园。

　　在卢志英被捕期间，敌人将张育民和儿子卢大容抓来，想要以此让卢志英出卖党组织，卢志英对张育民说：“敌人企图用夫妻、父子之情软化我们，但他们不懂，人类还有一种更崇高的感情，那就是理想，为了这个理想，虽粉身碎骨，也义无反顾。”

　　在卢志英就义前几天，他还托人传递给提前出狱的张育民一件大衣，领子里密缝着几页揉皱了的纸，上面写满了革命诗篇，在纸的反面，还用铅笔写了“胜利在望，死而无怨”八个大字。

　　在1928年8月，卢志英与张育民因为相同的革命信仰，共同的患难经历，逐渐产生了爱情，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从此两个人并肩战斗，至死不渝。

　　张育民出生于山西省泾阳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除了种地，还是一个缝皮衣匠，按照当地习俗，张育民从小就被裹了小脚，不能下地干农活，就在家里帮助嫂子纺纱织布，照顾侄子。

　　1911年，父亲把张育民许配给了一个烟商的儿子，由于夫家是大户人家，婆婆更是瞧不起她，因此对她十分苛责。

　　张育民生下一个男孩夭折后，再也没能生下儿子，丈夫就开始喜新厌旧，后来接连娶了几房姨太太，不甘于向命运屈服的她，于1920年离家出走，到西安寻求妇女解放的道路。

　　1926年，张育民考入中山学院，担任妇女运动班班长，并毅然登报与丈夫脱离丈夫妻子的关系，在校期间，张育民凭借良好的表现，很快加入了中国。

　　大革命失败后，中山学院被宣布为非法学校，西北军军法处处长萧飞营带着人到中山学院见人就抓，张育民等同学都被抓到学校操场后面的仓库门前，然后用机枪进行扫射。

　　张育民被一个同志推倒在地，被同志们用尸体压在下面，躲过了一劫，然而她却因此与组织失去联系，在大革命失败后，张育民不得不隐藏起自己的身份，辗转来到蒲城县立第一小学教书。

　　有一天，张育民听说当地驻军的师部关押着三名要犯，当即决心营救，她利用自己的教师身份为师长的女儿补课，然后偷走了看守房的钥匙后，找准机会将这三位同志放跑，三位同志中就有卢志英。

　　卢志英与张育民几乎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作为农民出身的他，曾因家贫而无法读书，后来还随着亲友闯关东，受尽艰难困苦，饱尝人间辛酸。

　　为了改变旧社会的面貌，他于1923年秋考入遂宁镇守署军官讲习所，想要从军救国，毕业后投身奉军，在目睹了军阀混战后，意识到，想要改变旧世界，只有推翻它。

　　不久之后，卢志英脱离奉军，决定南下投身正在爆发的大革命浪潮，走到郑州时，他结识了山东的王乐平等人，经他们介绍，到洛阳陆军训练处任队长，在这里又结识了地下党员刘仲华和姚继民，在他们的影响和教育下，卢志英思想逐渐走向成熟，认识到只有才能挽救中国。

　　1925年夏天，北方区党委派遣刘仲华和姚继民去新疆旧军队开展兵运工作，卢志英主动请缨，请求一块前往，在久经考验的情况下，卢志英于新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1926年初，西北军阀冯玉祥在从苏联回国后，开始倒向革命，卢志英遵照党的指示，转至冯玉祥的联军政治部，后担任冯玉祥所部骑兵第3师8旅16团2营营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在政变后，冯玉祥抛弃与的合作，转而倒向，在经过精心准备后，卢志英于1927年11月率领2营官兵发动起义，然而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后遭受重创。

　　卢志英随即受党的指派，打入陕西省蒲城县保安总队，担任总队长，利用这一便利身份接着来进行秘密兵运工作，后因事泄露被捕，被关押在蒲城县驻军师部。

　　可以说，卢志英与张育民一样，都参加了浩浩荡荡的大革命，也都饱受失败的困苦，在阴差阳错之下，两个人建立了革命的友谊。

　　卢志英从蒲城县脱险后到达宝鸡后，化名卢涛给张育民写了一封感谢信，张育民收到信后，不知卢涛是谁，但是她知道肯定是组织里的人，于是她又写了回信，在信中写道：“可敬的卢君，我现在生活在污泥潭中，四周一片昏黑，找不到光明，摸不清道路，但愿你们过桥过水扶我一把。”

　　卢志英接到信后，得知了张育民当时找不到组织的处境，于是又复信一封，并汇寄了50元大洋，约她到北平求学深造。

　　1928年两个人从不同地方向北京汇聚，2月份的时候，卢志英赶到北平，当时周恩来的特派员项与年正在北平领导，党组织要卢志英与项与年一块工作。

　　张育民则是在元宵节过后到达的北平，经卢志英多方奔走，才解决了张育民的组织关系，组织介绍她到学校里读书，先在养蜂职业学校，后又辗转到北平产科学校等地方学习。

　　周恩来在北平时，与张育民见过几次面，对她勇于冲破封建束缚投身革命的行为十分赞赏，还介绍她去铁路大学当过旁听生。

　　此后张育民又被安排在北大医学院的护士专修科学习，张育民通过这一工作，掩护革命工作，发展党员，积极投身到革命活动中来。

　　当时卢志英以中国大学法律系旁听生的身份作为掩护，经常与张育民接触，张育民又从项与年那里了解了卢志英走过的路，因此对他更加敬爱，在革命的道路上，两个有志青年终于结成人生伴侣。

　　在结婚时，两人还收到了周恩来、夫妇赠送的一对绣有“伍、邓”二字的粉红色鸳鸯枕套，并且亲切地握着他们的手说：“祝你们互敬互爱，相扶相依，白头偕老，革命到底！”

　　当时张育民兼职做德国培慈院的护士，经常利用职务之便为党保管一些文件，在医院里还营救过地下党同志。

　　有一次一个法学院的青年学生来到医院，见到张育民后就说：“卢大嫂快救我，后面有敌人追捕！”

　　张育民急中生智，迅速把他藏在产妇的病床上，用被子一蒙了事，特务们不敢在德国人的医院里大肆搜捕，这个学生因此逃过一劫。

　　在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在经费上常常陷入困难之中，卢志英夫妇除了做工作和搜集军事情报外，还利用各种方式为北京市委筹集了上万元的活动经费。

　　为了筹钱，他们夫妇节衣缩食，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当时他们住在公寓里，只缴纳一份伙食费，然后两个人轮流各吃一顿饭，就这还是他们把结婚时的衣服“当”了才搞来的钱。

　　后来，两个人商议后，决定每天只用3个同伴，午饭的时候花2个，晚饭的时候用一个，当时一个铜板也就能买个烤地瓜吃，夫妻两个就靠一个地瓜充饥，冬天的时候，为了取暖就把别人丢弃的衣服拿来御寒。

　　后来卢志英回忆起这段时光，总是自豪地说：“为了人民的解放，虽摩顶放踵，餐风饮雪，也甘之若怡。”

　　对于卢志英夫妇这种不计较个人得知，将党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十分欣赏，1930年，周恩来将卢志英从北平调到上海，在中央特科从事秘密情报工作，而张育民则留在北平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在周恩来、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卢志英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活动，先后建立起几十个秘密联系点，为建立秘密情报网络做出了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周恩来派卢志英到西安去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到达西安后，卢志英对杨虎城晓以大义，明以至理，在许多问题上与杨虎城将军达成共识，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

　　鉴于卢志英的良好表现，1932年党组织任命卢志英为南京市委书记，从事更重要的革命工作。

　　想要在南京打开局面，必须积极恢复和发展党在南京的各级组织，因此，卢志英与在南京重要部门的进步人士进行交往，其中就结识了元老王昆仑，卢志英以真诚的态度，赢得了王昆仑对的信任，在卢志英的策动下，王昆仑加入了中国，后来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

　　不久卢志英被捕入狱，在狱中遭受各种酷刑，却依然没有投降，经过党组织的营救，卢志英很快出狱。

　　在卢志英被捕之前，张育民已经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卢森林，在卢志英被捕的同时，张育民在北平也被敌人逮捕入狱，在监狱的13天，遭受各种严刑拷打，依然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后来由于缺乏证据和口供，在被关押6个月后，经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的判决，张育民被判无罪，取保释放。

　　张育民出狱后不久，就接到党的指示，要她立即乘车到南方，以防止再次被捕，1934年1月，张育民奉命来到上海。

　　考虑到当时恶劣的斗争环境，党组织安排她住在成都路徐重道药房三楼，和李云升假扮夫妻，以掩护隐藏在这里的情报机关。

　　很快，党组织又安排她到南京西路成都路口新文祥银楼党的一个秘密机关里，与刘仲华假扮夫妻，她的工作就是帮同志们料理一些日常生活，具体职责就是负责接待来往的同志，传递上级指示等工作。

　　直到1934年7月，党组织派卢志英夫妇到江西做地下军事情报工作，到了江西后，张育民在南昌开设“张育民诊所”，张育民当医生，邱吉夫是药剂师，主治妇科病和儿科病，名义上是诊所，实则是党从南昌到瑞金的秘密交通联络站，他们以诊所的名义，便利购买西药转运解放区，并依靠诊所收入贴补党的经费。

　　由于张育民和邱吉夫的医术精湛，业务开展得很好，很多内的高级官员和军官太太都经常去光顾，张育民从他们的谈话中，也获得了不少的情报。

　　卢志英化名卢育生与项与年，打入江西赣北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的司令部，卢志英担任上校主任参谋兼清乡委员长。

　　莫雄是内的元老了，早年就曾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1922年孙中山任命他为中央直辖第一独立旅旅长，当时蒋介石曾担任俄军第二军总参谋，在一次作战中，蒋介石的指挥部被敌人包围，莫雄带着两个营给蒋介石解了围，蒋介石因此对其有好感。

　　尽管莫雄是粤军序列的将领，以张发奎为首，但是在张发奎反蒋失败后，也没有将其赶尽杀绝，后来宋子文组建税警总团时，就邀请莫雄担任总团长。

　　可以说，以莫雄在内的资历，再加上曾救过蒋介石，以后在内必然是风生水起，但是莫雄却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态度十分不满，在思想上更倾向于中国。

　　通过旧部刘哑佛的解释，莫雄与项与年、卢志英等同志交往起来，随后与领导人周恩来、李克农等人建立了联系。

　　当时莫雄一度提出入党的请求，但是李克农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以莫雄的资历如果入党，会不方便开展工作，不如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工作，派遣项与年和卢志英等同志前去帮助莫雄。

　　在莫雄为委任到江西德安区负责“剿共”时，便将项与年和卢志英等人带在身边，卢志英千方百计争取莫雄为党工作，并且将更多的党员安插在的特务机关，经过三个月的谋划，便建立了一个组织架构较为完善的军事情报网。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前来参加会议的都是内各部队师长以上级别的人，莫雄当时不过是一个地区的保安司令，根本不够级别参加这个军事会议，但是因为地处江西，而莫雄又“剿共有功”，蒋介石就破例邀请莫雄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一开就是一个星期，因为蒋介石要让将领们吃透“铁桶计划”，这是一份蒋介石在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策划下，企图将中央红军彻底剿灭在瑞金。

　　因为计划太复杂，所以要开一星期来讲解，简单来说，就是蒋介石计划集结150万大军，在以瑞金为半径的300华里全部包围，配合270架飞机，以“铁壁合围”战术，对当时总兵力不足10万的中央红军进行毁灭性打击。

　　在密密麻麻的地图上，划分编了号的格子，然后将某个部队，某个单位，在何时何地必须到达包围地点，等等标准得十分清楚。

　　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立即布上铁丝网，构筑火力网及碉堡等，一旦合围完成，就每天让部队向瑞金中心推进1.7华里左右，然后再布置铁丝网和掉保险。

　　按照这个计划，每个月向前推进50华里，6个月则可包围到瑞金，此时可完成30道铁丝网和火力封锁线，以此来实现对中央红军的全歼。

　　为了防止红军突围，担心物资不够用，蒋介石还抽调了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调运布置。

　　如此重要的计划，光是文件就重达三四斤，内有包围表、计划书、指示命令等文件，在保密工作上也做了恰当的安排，蒋介石命令每份文件上都标准了“绝密”字样，并编排了序号，所有将领都必须按编号签字领取。

　　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计划还没等实施，就已经被莫雄拿了出来，莫雄在军事会议结束后就赶回了司令部，然后交给了卢志英等人，卢志英立即与项与年、刘哑佛等人查看这份计划，当他们打开这份文件后，对于这份“铁桶计划”的内容十分吃惊，如果不能快速将此计划送出，中央红军很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然后，大家就开始了紧急的工作，他们先迅速将其中的要点以特急电报的形式发往瑞金，然而考虑到军事情报的复杂性，必须把这份情报更详细的内容发到中央红军手上。

　　随后，他们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敌方兵力部署、火力配置、进攻计划、以及指挥机构等内容逐一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上，直到天亮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原件由莫雄带回，誊写的内容决定由会讲客家话的项与年负责传递到瑞金。

　　项与年为了将情报送达，打掉自己的门牙，然后伪装成乞丐，经过几天的奔波终于于10月7日抵达瑞金，将情报交到周恩来的手上。

　　周恩来立即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对情报做多元化的分析，10月10日，中央发布了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中央红军按“铁桶计划”的提示，赶在敌人合围前，跳了出去，正是有了敌人详细的部署，中央红军才能屡次地跳出敌人的包围，蒋介石精心谋划的“铁桶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曾不止一次地说过：“红军得以生存，搞情报的同志功不可没啊！”

　　在长征途中，卢志英夫妇也在隐蔽战线上掩护着大部队的安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卢志英奉命掩护红军的伤病员，并策应红二、六军团的活动。

　　1935年初，方志敏的红10军团被敌人包围在江西省玉山县怀玉山区，在明显优势于己的敌人轮番进攻下，部队已经被击溃，方志敏被叛徒出卖而被捕，被敌人关在南昌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当年4月，张育民接到党的指示，和邱吉夫、项与年、严希纯等同志前去营救，当时张育民已经怀孕几个月，为了方便开展工作，张育民专门写信给远在陕西的女儿李冰伯（与前夫所生），让她到南昌来。

　　张育民化妆成贫穷妇女，在胳膊上挎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放着缝补的衣服，坐在关押方志敏的监狱外面，以缝补衣服的名义打探消息，李冰伯则帮助母亲烧饭、送饭。

　　张育民在女儿的裤腰上缝了一个小口袋，并钉上暗扣，然后把从牢里传出来的纸条交给女儿，然传递给邱吉夫。

　　7月份的时候，张育民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于是立即写信告诉了卢志英，当时卢志英担任军事特派员，为红军侦察敌情、搜集情报，以保证红军可以顺利通过贵州，卢志英要张育民关掉南昌的诊所，到贵州去。

　　由于当时兵荒马乱，根本不可能带着两个儿子一块行动，于是张育民就把大儿子留了下来，交给奶妈照顾，自己则带着小儿子上路了。

　　一直到当年深秋，张育民才在贵州的深山里看到了卢志英，当时卢志英带领4名战友去接应一支红军队伍，要把他们送到云贵边境去。

　　夫妻相见后十分激动，卢志英当即把孩子抱在怀中，卢志英说：“我们能在这一个地区，这样的时节见面，真有意义啊！孩子出世不久，就和父母一起参加了战斗，要能这样战斗一生，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他们向远处看去，一支穿黄色军装的马队正在向这里移动，由于声音很大，孩子忽然哭了起来，张育民知道孩子受了惊吓，立马抱在怀里喂奶，孩子的哭声才慢慢停了下来，当时身边有一座石板桥，卢志英就让大家躲到桥下去。

　　马队从桥上通过时，孩子又被吓哭，这一声可非同小可，因为敌人的马队只是探路的，后面的步兵马上就要来临，如果当时孩子要哭了出来，问题就大了。

　　卢志英当时脸色发白，他知道如果任由孩子叫下去，他和战士们将都被发现，他们夫妇二人牺牲倒是没什么，让无辜的战士受到牵连则是万万不该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卢志英夺过孩子，弓着腰沿着谷沟向对面的山坡跑去，然后把用外衣把孩子包了起来，挂到酸枣树上，张育民见卢志英抱走孩子，知道事情不妙，眼前一黑，晕倒了过去。

　　等到卢志英再回到桥下时，敌人的步兵已经上了桥，在听到孩子的哭声后，立刻向对面的山坡跑去，很快几声枪响，张育民知道是儿子被敌人打死了。

　　趁着这个空档，卢志英抓着大家的手说：“两个一批，两个一批，向山后转移，在五里以外集合。”

　　等到他们脱离险境后，张育民伏在丈夫的肩膀上痛苦了起来，卢志英则缓慢而有力地劝慰她说：“丢了孩子，谁不心疼？在这世界上，丢掉孩子的，岂止我们一家。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这一笔账，要记在反动派的头上。只有革命成功了，孩子们的幸福，才有保障。”

　　追上大部队后，卢志英夫妇继续跟随部队长征，当时部队经过黔西南布依族聚居区，当地头人艾萨奇和居民却强行封锁了道理，不许红军经过。

　　卢志英派人打听后才得知，原来是布依族的老乡听信了反动派的宣传，对红军十分敌视，在这样的情况下，组织上派卢志英前去谈判，让布依族人让条路出来，保证红军队伍不扰民。

　　然而卢志英夫妇对艾萨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究未能打消艾萨奇的疑虑，这时张育民看到艾萨奇的脖子上生了恶疮，张育民身上有药，当即就给他治疗，先是消除了脓血和腐肉，然后撒上消炎用的药粉，很快减轻了他的痛苦。

　　头人被红军的善良所感动，当即断定红军是仁义之师，然后允许红军经过布依族的各个寨子，艾萨奇在送别红军时，还送给卢志英夫妇一条大红毛毯作为纪念，这条毛毯至今仍陈列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中。

　　经全体红军战士的不懈努力，中央红军终于成功抵达陕北，完成了长征，取得了军事历史上的重大奇迹。

　　1936年，党组织决定调卢志英和张育民回上海工作，为了掩护党的工作，张育民又开设了一个诊所，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卢志英接受了组建上海抗日军事情报网的重任，为了结交日本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精通日语的卢志英在咖啡馆里搞了一个“献艺会”，卢志英得知保岛酷爱琴弦，便投其所好，直接将“献艺会”改为“中日琴弦演艺共赏会”。

　　在弹奏的时候，卢志英请求保岛与他共和一曲《春江花月夜》，保岛弹古筝，卢志英拉二胡，保岛因此将卢志英引为知己，从而得以经常出入保岛的官邸。

　　随后，卢志英在被日军划为禁区的提篮桥监狱斜对面开设了“沪丰面包厂”，因为有保岛作后台，谁也管不了卢志英。

　　除了面包厂外，卢志英还通过种种方式在上海闹市区开设了“大中华咖啡馆”“金龙三轮车制造厂”等商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

　　有一次，卢志英接到了为新四军搞药品、枪械的任务，想要在沦陷区买到武器和药品本来就相当困难，更别提越过封锁区，送到新四军那里。

　　对于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卢志英还是决定冒险去找保岛，经过长时间的接触，他也知道保岛这个人贪财，必须拿钱才能搞定。

　　于是卢志英就带着大量钞票来到保岛的官邸，声称自己有一个当地的大户，由于受到抗日武装的骚扰，决定自己买点枪，看家护院，但是人员有伤亡，也需要一点药品。希望保岛能帮这个忙，帮忙开个路，这些钱就都是保岛的了。

　　保岛一看卢志英上报的数量就不对劲，一般地主武装哪里要得了这么多的枪械，而且还要大量的药品，一看就是武装部队要的。

　　保岛当即知道卢志英是为一支军队购买战略物资，但是他并不知道卢志英是为那个组织买的，无非就是赚点钱而已，如果他不给行这个方便，别人也有一定的可能放行，而且他认为卢志英靠得住，所以这些钱他敢收。

　　然后保岛让卢志英采购完成后，从海军西兵站出去，并且告诉他，一旦离开上海，就暂时不要回来，以免惹上麻烦，当时就不是他保岛能够承担得了的了。

　　卢志英在完成采购的任务后，按照与保岛约定的方式，顺利撤离上海到达苏中海安县曲塘镇，用采购的武器拉起一支200多人的抗日武装。

　　在有力地配合了黄桥战役后，卢志英被任命为苏北抗日游击联队副司令兼任参谋长，由陈毅直接领导。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陷入更加艰难的处境，卢志英依然与同志们战斗在最前线月的一天，当时担任新四军政委的找到卢志英，对他说：“当前正值抗战苦难时期，情况你很清楚，新四军缺粮缺医，情报来源也在缩小，你有卧底的才能，也有与日军的关系，组织决定让你重返上海。”

　　原来给新四军军部发来秘密电令，让卢志英迅速返回上海执行特殊使命，建立一个独立的军事情报系统。

　　在卢志英离开上海的时候，张育民在上海继续从事潜伏工作，一边带着孩子，一边搞工作，十分辛苦，此次让卢志英回到上海，也能减轻张育民身上的担子。

　　回到上海后，卢志英首先前去拜访保岛，保岛甚是高兴，并询问卢志英离开上海后都做了什么工作，卢志英当然不会说实话，而是说自己在苏北做生意，赚了大钱，出手就给保岛拿出一笔钱，说是两年前那笔生意赚的，应该分给保岛的。

　　保岛很高兴，当即表示以后共同合作，卢志英仍以沪丰面包厂厂长的身份进行活动，将当时大量情报传递给新四军。

　　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军投降，新四军派来一批干部帮助卢志英与淞沪日军谈判，见到曾经的合作对象是，保岛没气得背过气去，然而他现在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抗战胜利后，卢志英的组织关系由新四军那里变更为华中分局情报部，继续从事情报工作，随着接收沦陷区，发起内战，在上海等地的情报工作极难展开，但是卢志英还是在南京、上海一带建立起了多个地下军事情报小组。

　　当时卢志英与在江西时的旧交，“肃委会”副主任郑少石建立了联系，卢志英请郑少石帮他谋个差事。

　　郑少石就保举卢志英担任中统上海沪东区副主任，然后将更多的同志打入到中统中，将的兵力部署和武器装备等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秘密送往解放区。

　　本来卢志英的情报工作搞得很出色，却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捕，卢志英有个助手叫张莲舫，因为染上酗酒、嫖娼等恶习，在思想上开始腐化，为获取荣华富贵，向中统特务机关自首，然后出卖了卢志英。

　　1947年3月2日中午，中统特务在八仙桥上海青年会门口将其秘密逮捕，随即又将张育民和儿子卢大容逮捕入狱。

　　经张莲舫的供词，特务们知道卢志英在内部担任重要职务，上报蒋介石后，蒋介石当即犒赏中统局上海办事处400两黄金，然后他们策反卢志英。

　　然而不管敌人许以怎样的高官厚禄，以妻子或者儿子对其进行威胁，卢志英都没有叛变。

　　在经受了严刑拷打后，卢志英依然不为所动，敌人就于1947年10月，将其押解到南京，关在宪兵司令部，把他们一家三口关在一起。

　　卢大容后来成为新中国核工业战线上的一位专家，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我跟爸爸坐牢的日子》，曾在全国引起极大的轰动。

　　敌人见从卢志英那里得不到有价值的消息，而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重大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在1948年12月27日晚10点钟时，把卢志英押出囚室，卢志英感到“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在进入审讯室后，敌人把浸过的棉花塞入卢志英的口中，在其昏迷后，连同陈子涛、骆何民三人，一块被载到雨花台宝林寺后山坡，用早已准备好的三口棺材，将他们活埋了。

　　根据任宗炳的交待后，不但弄清了卢志英同志壮烈牺牲的真相，也知道了出卖他的叛徒是张莲舫，上海市公安局随即将叛徒张莲舫及任宗炳等处决。

　　华东军政委员会陈毅与粟裕、刘晓等人专门研究后，决定追认卢志英为革命烈士，毛主席亲自为卢志英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60号烈士证书。

　　张育民在为丈夫的牺牲感到悲痛的同时，也为他坚贞不屈的精神而骄傲，在此后的日子里，以更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在上海裕华纺织厂担任福利科副科长时，她和所有职工一样，每天挤公交车上下班，精神抖擞，有着使不完的劲，直到离休时，还要坚持工作，后来在毛主席的关怀下，才接受了离职休养。

　　1979年4月11日，张育民在她曾与丈夫一块并肩战斗过的上海逝世，享年83岁，骨灰安放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5月8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张育民同志追悼会在沪举行》的消息，高度评价了她与丈夫革命和战斗的一生。